民族地名学分支续民族迁徙地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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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牛汝辰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次的社会动乱，尔后，有的民族南下，有的百姓西迁。在这一次次的移民迁徙中，原有的地名却保存了下来，有的地名甚至成为迁徙的唯一记录。在中国的地理沿革史料中，可以找到许多显示古代民族迁徙的踪迹。

例如，《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治下有骊靬县、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县南。钱坫《新斠注地理志》卷12骊靬条注：“《说文解字》作骊靬，《张骞传》作犂轩，《西域传》作犁靬，本以黎靬降人置县。《史记·大宛传》的黎轩，《后汉书·西域传》的犁鞬，也就是这个地方。日木桑原藏说：“骊靬名称的解释，虽然还没有定说，可是它是当时罗马帝国或其一部分的地名，现在的学术界已经没有异议了。”[1]《汉书西域传》温宿图条，颜师古注：“今雍州(陕西)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田牧，因以为名。”[1]古代温宿国在今新疆阿克苏市，可见，汉代温宿岭的得名，与温宿国人移民有关。《汉书·地理志》有龟兹县，颜师古注：“龟兹国人来降服者，处之于此县，故以名云。”《新斠注地理志》卷13谓即陕西米脂县。古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县，汉代的龟兹县既然在现在陕西的米脂境，可见当时已经有一部分龟兹人移居陕西了。[1]

所谓民族迁徙地名学就是通过地名来研究历史上民族或部族迁徙的时间、路线、地点的学问。民族迁徙地名学是民族地名学或地名地理学的分支。早期历史上民族或部族迁徙，往往把故乡的地名或民族、部族的名字带到新的迁徙地，这已经成为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早期地名命名的主要规律之一。

一、台湾地名反映的人口迁徙

台湾人口，大多来自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今日台湾的文化，可以说是闽南粤东文化的延长，风俗语言，完全相同，就连地名也有许多是相同的，或与闽粤居民有关，可见，地名连同移民一起被带到了台湾。台湾的汉族移民，多为泉州、次为漳州、再次为嘉应州。这些居民，常常把自己故乡的地名移植到新居住地。今日台湾地名之中，以泉州为名者共有9个，其中有5个叫泉州厝。泉州移民又分安溪、同安等系，因此台湾也有4个同安村，3个同安厝，2个安溪和2个安溪厝。漳州府籍的移民多来自海澄、长泰、龙溪、诏安、平和与东山等县，因此在台湾也可以找到以上的地名。

嘉应州所属各县之中，有一县为蕉岭，原称镇平。目前我国普通地图上，在梅县之北已没有镇平一名了，但在台湾的五万分一地形图上却可以找到5个镇平。此外，从惠州往潮州也有移民。而惠州的多属靠海的陆丰和海丰；因此台湾有3个海丰村和1个海丰庄、海丰仓、海丰坡与陆丰村。台湾以潮州为名的有潮州镇、潮州村和潮州寮，都分布在屏东平原，那里是潮州移民分布很多的地方。潮州府下辖11个县中，饶平、大埔、南澳与惠来4县居民移入台湾较多，因此这几个县名都能在台湾找到。台湾以大埔为名的有20处，虽然未必全因潮州府东北角靠福建的大埔县而来，但其中有些一定与这个县名有关。[2]

除了府、县名之外，较小的地名也被移植过来。如台湾古地名之一安平。安平原为郑成功故乡名，在泉州府的南安县，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即将鲲身改为安平。这既是对家乡的怀念，又是对同乡士兵的鼓励。又如鼓山，原为福州名山，而福州正为福建至台湾交通的要津，因而鼓山一名也被移植台湾，移民来到台湾之后，总希望自己的家族和集团事业兴旺，于是产生了“福兴”与“广兴”等地名。陈正祥先生做了个统计，发现台湾全岛共有21个福兴、3个福隆、9个广兴和5个广福。[2]

参阅丁文江等所编《中华民国新地图》，发现台湾与闽粤两省的地名，原有其普遍的相似性。今日台湾地名中所常见的溪、埔、尾、角、港、澳、围、坑、寮、陂、潭、隘等，在闽南粤东都很普遍。这说明闽粤两省地名对台湾地名来源有深远影响。如台湾有个以坑为名以及近个以隘为名的地名就是证明。

二、西晋末年的侨置郡县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沦陷，元帝南渡，重在建康立国。中原人民不堪战争蹂躏的，相率往江南迁徙。他们起初还抱着侨居的思想，打算重返故乡，终因多年中原不能收复，久而久之，也不再有北归的念头，他们的后裔就死心塌地地做了南方人。这次民族迁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关键，不过由于这是民间自发的事情，和朝廷法令无关，所以正史纪传很少详细记载。后代研究历史的人虽然知道此事，可对当时迁徙的情况不太了解。如果要想在现存史料中搞清这次民族迁徙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当时侨置的州县中去找线索。

当时南渡的老百姓，有根据他们的旧籍贯侨置州郡县的制度，原来的用意只在怀念故土，不忘北归。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侨置的地名去了解这次民族迁徙的情况，这些侨置州郡县在沈约《宋书州郡志》、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和唐人所修的《晋书地理志》里，都有详细记载。我们只要把这些记载排比起来，考证他们所侨置的地点和年代等，当时迁徙的痕迹就不难看出其眉目了。

谭其骧按照现在行政区划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四川、河南、陕西、山东9省里在当时的侨置州郡县，根据《宋书州郡志》把他们的“本地”“侨地”列成详表，并且把东晋、宋初和南齐制度的参差处也列在略注里面，撰写了《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3]一文，指出：迁入江苏省的移民，比其他省为多，因为这是帝都所在地。据《宋书州郡县》记载，侨郡有23个、侨县75个。其中来自北方诸省者以山东为主，有侨郡15个，侨县30个；河北次之，有侨郡1个、侨县5个；河南、山西、陕西又次之，河南有1郡2县，山西3县，陕西1郡1县，只有甘肃没有。江苏和安徽省境内淮河南北的居民，大多侨置在长江南北，江苏有3郡21县，安徽2郡3县。侨置在江南的，在今天的江宁、镇江、武进一带为多；江北的以今天的江都、淮阴等县为多。

安徽省境内的侨民，来自北方的以河南为多，有8侨郡、54侨县；河北次之，有1侨郡、6侨县；山东、山西又次之，各有3侨县；陕甘二省无。而安徽、江苏省境内淮河南北的居民，也多侨置在长江南北，安徽有4郡13县，江苏有1郡6县。侨置于江北的移民比江南多。侨置于江南的都聚于下游芜湖附近一隅，江北则散处江淮间。

今江南有当涂、繁昌2县，其名皆得自东晋所立侨县。当涂西晋故属淮南郡，今怀远县地；繁昌故属襄城郡，今河南临颍县地。可见当时淮南人、河南人已来到江南。

湖北可分为三部分：（1）长江上游、江陵、松滋一带，其侨民多来自山西、陕西、河南，还有苏皖之淮河流域的人。（2）长江下游，武昌、黄梅一带，其侨民多来自河南，亦有安徽的淮河以北的人。（3）汉水流域，上自郧西、竹谿，下至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此区侨民倍于以上2区，其中来自陕西的最多，河南、甘肃次之，河北、山西、安徽、四川又次之。……今湖北有松滋市，也得名于东晋时侨县。松潜，西晋故属安丰郡，今安徽霍邱县地。

江西、湖南二省处皖鄂之南，距中原已远，所以来此的侨民较少，或仅限于北部一小部分。

四川省境内共有10余侨郡、数十侨县，然其情形至为简单，侨民除极少数为河南人外，皆来自陕西、甘肃及四川省北部。侨地除彭山之外，皆在成都东北、川陕通途一带。

河南大部分属黄河流域，南部属淮汉流域，侨置于淮汉流域的，大部分来自河南北部及陕西、甘肃及河北南部。

陕西自终南山以南属汉水流域，曰汉中，其侨民多来自甘肃、四川及本省北部。

山东在中国北部，但也有侨州郡县的。外省侨民大部来自河北，也有河南的黄河北部及山西人。

关于中原人民南迁的途径，谭先生认为：“如汉水为陕甘人东南下之通途，故南郑、襄阳为汉域二大都会，同时亦为陕甘移民之二大集合地。金牛道(即南栈道)为陕甘人西南下之通途，故四川省境内之侨郡县，皆在此道附近。时邗沟巳鏊，穿通江淮，故沟南端之江都及其对岸之镇江武进，遂为山东及苏北移民之集合地。淮域诸支流皆东南向，故河南人大都东南迁安徽，不由正南移湖北也。”

三、西北地名反映的民族迁徙

在我国西北，也有许多地名显示了古代中亚民族迁徙的踪迹。例如：“疏勒”一名，在现今至少有3处，一为新疆喀什市附近的疏勒县，一为甘肃河西走廊的疏勒河，一为青海的疏勒山。“疏勒”一名，一说为突厥语“有水”之意，一说为“粟特”一词之音转。粟特为一中亚古代民族。笔者是支持后一观点的。[4]我认为：除了当时古代民族语言和方言材料的佐证之外，粟特语从发现的地区分布来看，也是广泛地沿着西域交通路线而使用的。粟特人在古丝道上活动的时间自东汉已经开始。[5]在吐蕃统治前的敦煌曾居住有不少粟特人。[6]

产生于10世纪的《世纪境域志》也有许多关于粟特的记载。该书第12章第2节说：“吐鲁番山山后有5个村子”，村名全为粟特说。并说“九姓古斯王夏天住在(其中的)Panjikath村”。密诺尔斯基说，这应是指北庭，即别失八里。第9章第22节记载有“布尔希姆”与“纳维告克特”，为粟特语，意为“新城”，当指罗布泊地区的康居村落。[7]

总之，在七河区、天山南北各重要关隘、罗布泊地区、河西走廊，一直到唐朝的都城长安，都设有经商的粟特人的村落，其中以罗布泊地区的粟特村落最有名。公元7-8世纪时，这些粟特村落在各地颇受优待，享受着自治权。[8]粟特人的聚居地是分割为许多城邦小国或者庄园的。从7到8世纪，粟特语成了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学语言及共同交际用语。我认为疏勒就是粟特，古代伊朗语(与粟特语有渊源关系)意为“圣地”。[9]可见，如果此说无误，今天沿着古丝道分布的“疏勒“地名，正是古代粟特人在古丝路上活动和迁徙的写照。

正如钱穆先生在《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10]一文中所说：“异地同名，决非同时并起，亦非偶然巧合。古人迁居不常，由此至彼，往往以故地名新邑，如殷人所都皆曰‘毫’之类是也。故鄙论谓探索古史地名，有可以推见古代民族迁徙之遗迹者，在此。异地同名既有先后，则必其地人文开发较早者得名在先，人文开发较迟者得名在后，故湖南地名有与湖北相同者，大抵皆湖北人迁徙至湖南，而挟故乡之旧名以肇锡兹新土，非湖南之山水地自始即有此名，与湖北所有者暗合。此虽古人无一语说及此事，而古今人不相远，后世如魏晋南迁，及近代如西详殖民之历史，及以情理推之，居可信也。然地名非一成不变，往往其地人事之变剧者，其地名之变亦剧，其地人事之变缓者，而地名之变亦缓。故人文开发较早之地，以人事之繁变，而地名亦繁变，新名掩其故名，久则故名渐致遗失，而人惟知有新名。”

参考文献

[1]何健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中华书局..

[2]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三联出版社，.

[3]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J].燕京学报，(15)：51-76.

[4]牛汝辰，牛汝极.疏勒名称试辩[J].地名知识，(4).

[5]陈汝周.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探索[J].新疆大学学报，(3).

[6]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粟特人的村落[J].欧亚文化研究，(1).

[7]世界境域志[M].王治来，周锡娟，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

[8]依布拉音·穆提依.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C]//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9]牛汝辰，牛汝极.疏勒名称试辩[J].地名知识，(4).

[10]钱穆.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J].禹贡半月刊，，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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