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耿恭单兵守孤城,就是这座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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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将耿恭的疏勒城找到了！”

5月初，来自考古界的一则消息，让久悬未决的学术疑团有了答案——新疆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被确定为东汉“疏勒城”旧址。这一发现被列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史书记载，东汉明帝时，遣西域都护陈睦驻乌垒（今轮台镇）、己校尉关宠驻柳中（今鄯善县鲁克沁镇），戊校尉耿恭驻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县）。

公元75年，数万匈奴军大举来袭。汉将耿恭移兵易守难攻的疏勒城，以区区数百人，在断水、缺粮条件下，竟坚守数月之久，直至援军赶到，书写了“疏勒城保卫战”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家卫国、团结御侮的光荣传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石城子遗址是汉代中原王朝治理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此次“疏勒城”的考古大发现，澄清了此前学界对其地理方位的模糊认识，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其考古成果对于阐释新疆自汉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息息相通的历史史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在，不妨跟随我们一起，探访英雄之城“疏勒城”及其所在地奇台，探寻它们在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沉浮变迁。

“疏勒城”揭开面纱

夏日，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北麓的江布拉克景区，绿草茵茵、麦浪滚滚。流连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上，远眺雪峰，近抚翠植，领略开阔平原吹来的清风，令人心旷神怡。

很难想象，历史上著名的“疏勒城保卫战”古战场就隐身在眼前美景中。

在奇台县博物馆馆长李远娇带领下，我们沿景区蜿蜒曲折的山路下行，往一处毫不起眼的岔口拐入，继续下山，再上坡，没多久便来到一处紧邻山涧的突出山嘴上。

“疏勒城”出现在眼前。

这里地表尽是荒草，东南临深涧，北面是陡坡，南面地势虽低但坡度较大。若不是立有“石城子遗址”石碑、建有保护考古挖掘现场的彩钢房，很难分辨此处与周边山头有何差异。

“出于文物保护需要，我们最近劝返了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他们很好奇耿恭当年战斗过的疏勒城到底什么样。”李远娇笑言。

年，当地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这一遗址。因城址位于山崖之上，部分地表岩石裸露，当地人称其为“石城子”。

当时在西北城角尚有角堡残迹。城内出土大量云纹瓦当、大板瓦残片、青灰石砖、陶器等具有明显汉代特征的文物。

此后，有研究人员初步认定这里应是汉代军事要地，并结合史料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等描述，判断此地可能是东汉名将耿恭孤军对抗匈奴大军的“疏勒城”。

但学界对此存多种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耿恭驻守的“疏勒城”当位于“金满城”所在的吉木萨尔地区；有人将之与塔里木盆地疏勒国相联系，提出“疏勒城”可能位于天山以南。

“疏勒城”究竟所在何处，显得扑朔迷离。

年至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城子遗址进行系统考古勘探和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经过6年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以及运用三维建模、考古资料数据库等现代技术手段，考古专家确认石城子遗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米、东西宽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由城址、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三部分构成。其中，城址依山形水势而建，北、西面筑墙，东、南以深涧为屏障，城墙西北角和东北角各有角楼1座，北墙上有马面2座，西墙外约10米处有护城壕。城内所出土的砖、瓦当、陶罐等器物均是采用中原传统技术和装饰母题在本地制作。

此次考古项目负责人田小红及其团队认为，石城子遗址建制上严格遵循汉代边郡的军事建筑规制。与高昌故城附近“高昌壁”所属遗物及甘肃敦煌市悬泉置遗址、马圈湾遗址所出有关戊己校尉汉简资料结合，共同实证了两汉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有效管辖西域军政事务的辉煌历史。参照文献记载，基本确定石城子遗址即为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

耿恭和战友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绝不投降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广为传颂，并永载史册。

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耿弇列传》一节中附耿恭传，介绍了耿恭生平，并详细记录“疏勒城保卫战”经过。其中提到，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引兵据之。期间，击退敌军数次强攻，遭遇断水、缺粮危机。渴了，“笮马粪汁而饮之”；饿了，“乃煮铠弩，食其筋革”。匈奴想招降他，打算“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耿恭不为所动，“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然而，战士们还是因伤病、饥饿不断减员。在坚守孤城达8个月之久，终于等到援军时，只剩26人。随援军且战且行，撤回玉门关时，耿恭部仅活13人。

时人感佩他们的英雄气概，中郎将郑众上疏：“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司徒鲍昱赞扬耿恭“节过苏武”。

范晔感慨：“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

见证交流融合的“唐朝墩”

史载，当时西域都护陈睦、戊己校尉蒙难西域时期，恰逢汉明帝驾崩，朝廷上下一片动荡。

待汉章帝继位后，是否派兵赴西域，能否来得及拯救受匈奴所困将士，引发朝臣争议。《后汉书》记载：“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

如果说“救与不救”的争论，客观上增进了汉代人对西域重要战略地位的认知，那么汉章帝采纳鲍昱奏议，派军远赴天山北麓，救回危在旦夕的耿恭残部，并加以封赏，这一系列事件无疑增添了汉王朝的政治威望，并坚定了中央王朝继续管理西域的信心和决心。

耿恭率部“死守”的疏勒城，在他们获援军接应并撤走关内后，终于还是陷落。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管理一时间遭遇挫折。但在此役中，东汉将士们“不为大汉耻”“节过苏武”“义重于生”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气节，作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激励历朝历代华夏子孙，胸怀爱国热情，远赴边塞，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大一统”贡献力量。

离开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的石城子遗址，驱车北行约一个多小时，即进入有“古城”之称的奇台县。在县城东北一处被围栏保护起来的大片空地上，又一座千年古城遗址——唐朝墩古城尽在眼前。

光绪三十四年的《奇台县乡土志》记载：“古城北有废城一座，土人相传系唐朝征西时所筑。古城之名即取其意。”可见，今天的奇台早在清代时已有“古城”之名。唐朝墩因北墙中部耸立一巨大土墩而得名。

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唐朝墩古城遗址进行了持续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发现，遗址平面大致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址东西宽约米，南北长约米，按唐代里程换算，规模约为唐代一坊之大小。清代光绪年间修奇台县城，从城址西南穿过，破坏了唐朝墩古城的西南区域，形成了现在不规则的形状。

考古工作者在早期地层堆积和遗迹中，发现风字砚、墨书“白米”“十三”字迹的陶片等带有明显中原风格的遗物。当前这项考古工作仍未结束。综合已有考古发现并结合相关史籍记载，专家认为，唐朝墩是唐代庭州所辖的蒲类县县治所在，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历经多次战乱，一直沿用至蒙元时期，可能在14世纪察合台汗国时期废弃。

公元年，唐王朝设庭州，州治在今天吉木萨尔境内的北庭古城，蒲类县为其下辖县之一。从地理位置看，奇台位于天山东段博格达山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的绿色廊道上，丝绸之路北道自伊吾越天山后穿行于此，是从长安至中亚碎叶城途经的重要国际通道。而始自汉代的屯田建设历史，加上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水土条件，农业经济根基深厚，是天山北部有名的“粮仓”，自然担负起为天山以北的军政活动提供重要保障的职责，同时也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发挥重要作用。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唐代诗人骆宾王的《从军行》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从军报国，远赴边塞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这一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人员交往交流频繁，促进了各民族融合趋势。由此，唐代经营西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旱码头”的曲折发展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平定了天山南北多股叛乱势力，完成了统一新疆大业，于年设立行省。

据《奇台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清军在奇台驻军屯垦，年设县。

当时，关内京、津、晋商人的货运驼队，过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越阿尔泰山，进入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把奇台作为驼运的终点，带来内地的茶、布料、瓷器等商品，再把新疆的土特产、药材等转运回关内。一时间，奇台商贾云集、商号林立，货栈、手工作坊星罗棋布。清光绪年间，奇台已是新疆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人称“金奇台、旱码头”，与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并称新疆四大商业都会。“到了古城子，跌倒拾银子”，这句流传至今的民间俗语，道出了“金奇台、旱码头”的繁荣富庶。

道光年间，英勇抵御外侮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官场失意，发配新疆，经哈密、奇台，到伊犁。短暂停留奇台时，描写这里“贸易颇多，田畴弥望”。“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身处逆境仍心怀报国之志，在新疆期间，他